第一章 稚年藏恶 学苑遗臭

秦南阳城，巴山余脉叠翠，汉水支流小巫河蜿蜒穿谷而过。河湾深处的范家洼，依山傍水，民风本是醇厚，却在一九七〇年诞下了范维这颗异籽。其父范老实，是小巫河公社宣传文化站的半脱产干部，为人如其名，讷言少语，脚踩实地，每日肩扛广播器材穿梭于山梁村寨，将政策声响送进千家万户，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。范维落地时，范老实已近而立，中年得子自然珍爱，只是他未曾想，这白胖小子的皮囊下，竟裹着一副蛇蝎心肠。

范维三岁时便显露出异于同龄孩童的阴鸷。别家娃在田埂上追蝶戏耍，他偏喜蹲在墙角，用树枝挑拨蚂蚁争斗，见蚁群厮杀便咧嘴傻笑，那笑容里没有孩童的纯粹，反倒透着几分诡异。上小学前，他跟着母亲在范家洼大队生活，见邻居家小妹手里有块水果糖，便哄骗她到后山崖边，趁其不备将人推搡在地，夺过糖块扬长而去，任凭小妹哭号不止，他却躲在树丛后舔着糖，用舌头反复舔舐下嘴唇，露出一抹得意的阴笑——这习惯，竟伴随了他一生。

一九七七年，范维七岁，入读范家洼大队学校。学堂是几间土坯房，课桌是石板搭就，老师是本村返乡初中毕业生。范维生得白皙，中等个头，在黑瘦的乡村孩童中显得格外扎眼，再加上他父亲是公社半脱产干部，起初老师和同学都对他多有迁就。可这份迁就，反倒滋长了他的恶念。他心思从不在课本上，上课要么趴在桌上装睡，要么用小石子偷偷砸前排同学的后背，课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小人，却鲜有正经笔记。

三年级时，教语文的王老师性子耿直，见范维屡次不交作业，课堂上还扰乱秩序，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他几句。范维表面垂首认错，眼里却淬了毒。当日午后，他趁学堂无人，悄悄溜进老师的厨房。厨房角落里放着一口大水缸，是老师和住校生的饮用水源。范维左右张望片刻，竟解开裤腰带，往水缸里撒了一泡尿，撒完还狡黠地笑了笑，用袖子擦了擦嘴，仿佛完成了一件得意的壮举。次日清晨，王老师舀水做饭，发觉水中有股腥臊味，细查之下才知是范维所为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可碍于他父亲的身份，终究只是说了几句便不了了之。

此事过后，范维愈发肆无忌惮。村里的男老师夜里如厕用尿壶，他竟从秧田里捉了一只青蛙，趁天黑偷偷放进尿壶。深夜老师起夜，刚一弯腰，尿壶里的青蛙受惊乱跳，冰凉的触感伴着呱呱声，吓得老师以为是毒蛇钻进了尿壶里，猛地将尿壶摔在地上，尿液溅了一身，整个人瘫坐在门槛上，半晌缓不过神。范维躲在窗外，听着老师的惊呼声，捂着嘴暗自窃笑，那白皙的脸庞上，因兴奋泛起一丝红晕，上嘴唇微微撅起，舌头又习惯性地舔了舔下嘴唇，阴鸷之气毕露。

与同学相处，范维更是惯用阴招。谁要是得罪了他，或是有他想要的东西，他从不当面争执，只会背后使绊子。同班同学李建国书包里有一本崭新的连环画，范维看得眼热，便趁李建国课间玩耍时，偷偷钻进教室，将连环画的书页撕得粉碎，还把碎片塞进课桌缝隙。李建国发现后哭得撕心裂肺，范维却在一旁假惺惺地安慰，说一定帮他找出“凶手”，转头便向其他同学散布谣言，说是邻班同学干的，挑起两班孩子的矛盾。他欺负小同学也从不出面，总是找到班里几个调皮的大个子，用从家里偷偷拿的饼干、蒸红薯收买他们，煽动他们去抢小同学的零食、撕毁他们的作业本，自己则躲在一旁看热闹，一旦事情闹大，便立刻撇清关系，装作一无所知。

一九八二年，范维十二岁，小学毕业。因成绩太差，范老实托人说情，才让他进入公社所在地的小巫河九年制学校读初中。公社干部宿舍就在学校下方，一排青砖瓦房，范维搬去与父亲同住，每日三餐有父亲照料，无需像其他住校生那般自己生火做饭、打理生活，日子过得格外舒坦。可他的心思，依旧没放在学习上，反倒因环境的改变，变得更加油滑狡诈。

初中三年，范维成了学校里的“搅屎棍”。他凭借父亲的身份，在同学中拉帮结派，对看得顺眼的便许以小恩小惠，对不服从他的则暗中使坏。七年级时，班里转来一个外地同学，性格内向，家境贫寒，范维便盯上了他。他指使几个跟班，每天在放学路上拦截这个同学，强行索要他带的玉米饼、红薯干，若是不给，便拳打脚踢。有一次，那同学实在忍无可忍，告诉了班主任。范维得知后，竟恶人先告状，在班主任面前哭诉，说那同学污蔑他，还说自己是好心帮同学，却反被误解。他说得声情并茂，白皙的脸上挂着泪珠，舌头时不时舔一下下嘴唇，那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，竟让班主任信了大半。事后，他又找到那同学，威胁说若是再敢告状，便让他在学校待不下去，吓得那同学再也不敢声张。

在学习上，范维更是敷衍了事。上课要么睡觉，要么和同桌窃窃私语，作业全靠照抄同学的，考试时则想尽办法作弊。有一次期中考试，他趁老师不注意，偷偷把写满答案的纸条藏在衣袖里，结果被监考老师发现。本应受到严厉处分，可范老实闻讯后，连夜带着烟酒去拜访学校领导，好话说尽，才让事情不了了之。此事过后，范维愈发有恃无恐，他深知，只要父亲出面，再大的麻烦都能摆平。

初中三年，范维的主要“成就”，便是搅得班级鸡犬不宁。他擅长在同学之间拨弄是非，今天说张三背后骂李四，明天说李四偷偷打了张三的小报告，总能挑起同学间的矛盾，看着大家争吵斗殴，他便在一旁幸灾乐祸。他的书包里，从来没有完整的课本，却装满了各种“小道具”——用来扎同学椅子的图钉、用来涂抹同学作业的墨水、用来吓唬人的假蛇。他的白皙脸庞，总是挂着假惺惺的笑容，见谁都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可背地里，却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
一九八五年，范维初中毕业。中考成绩公布，他各门功课加起来还不足200分，别说中专，就连最差最边远的高中都够不上。范老实看着儿子的成绩单，急得夜不能寐。他一辈子老实本分，没什么门路，可儿子的前程不能就此耽误。恰在此时，县里传来消息，要将南区一所高中改造为农业职业中学，招收首届学生，对成绩要求不高。范老实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四处托关系、找熟人，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打通了关节，让范维如愿进入了这所农业职业中学。

临走那天，范老实拉着范维的手，反复叮嘱：“娃啊，到了新学校，可得好好读书，别再像以前那样调皮捣蛋了。爹这辈子没本事，只能帮你到这了，以后的路，得靠你自己走。”范维表面点头如捣蒜，脸上堆着乖巧的笑容，舌头却下意识地舔了舔下嘴唇，心里想的却是：读书有什么用？能捞到好处才是正经事。他望着远处的山梁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，新的环境，对他而言，不过是新的“猎场”。

第二章 职中混世 初露贪迹

南区农业职业中学坐落在汉江边串河口的半山坡上，原是一所濒临倒闭的高中，改建后勉强凑了三个班级，学生多是各地中考落榜生，或是家里有关系、想混张文凭的孩子。范维进入学校后，被分在了种植专业班。他本就对农业种植毫无兴趣，更谈不上好好学习，职中三年，于他而言，不过是混年龄、长个子的过程，心思全花在了如何整人、如何捞好处上。

职中的管理比初中松散许多，老师多是临时抽调的，责任心不强，这让范维更加肆无忌惮。他很快便在班里找到了几个“志同道合”的伙伴，都是些好吃懒做、爱惹是生非的主。范维凭借着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几分圆滑，再加上出手阔绰（当然，这些钱都是从父亲那里要来的，或是从同学身上“搜刮”来的），很快便成了这伙人的头目。

他整人的手段，比初中时更加隐蔽、更加阴狠。班里有个同学名叫赵明亮，学习刻苦，为人正直，看不惯范维一伙人的所作所为，曾在班里公开指责过他们欺负同学。范维怀恨在心，便想办法报复。他得知赵明亮家境贫寒，母亲常年卧病在床，父亲靠打零工、卖蜂窝煤供他上学，便故意在同学中散布谣言，说赵明亮的母亲是“扫把星”，克夫克家，还说赵明亮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捡来的，身上有病菌。这些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在学校里传开，很多同学都对赵明亮避之不及。赵明亮又气又急，找范维理论，范维却装作无辜，说自己从没说过这些话，还反过来指责赵明亮是故意找茬。他依旧是那副假惺惺的模样，白皙的脸庞上挂着“真诚”的笑容，舌头舔着下嘴唇，让人看不出丝毫破绽。

除了散布谣言，范维还擅长“借刀杀人”。有一次，他看中了班里一个同学的一块手表，那是同学的舅舅从外地带来的，在当时算是稀罕物。范维想要，可同学不肯给。他便心生一计，偷偷把同学的课本藏了起来，然后告诉另一个与该同学有矛盾的人，说课本是被那个同学自己藏起来，想故意逃课。那个人信以为真，便在班里大吵大闹，还动手打了那个同学。范维则躲在一旁，看着两人打架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最后，那个同学的手表在混乱中不见了，不用说，自然是被范维趁乱拿走了。

在学校里，范维最热衷的事情，便是“搜刮”同学的财物。他肚子饿了，便直接向同学索要干粮，若是同学不肯，他便会找各种理由刁难，要么说同学的干粮“不干净”，要么说同学“小气”，直到同学把干粮给他为止。他还经常以“借”的名义，向同学借钱、借文具，借了之后便再也不提归还的事。有同学找他要，他便翻脸不认人，要么说自己没借过，要么说对方记错了，若是对方不依不饶，他便会指使手下的人去恐吓、威胁。时间一长，同学们都怕了他，见了他就躲，没人敢招惹。

范维的父亲范老实，每个月都会给儿子寄生活费，可这些钱根本不够他挥霍。他便开始想别的办法捞钱。当时学校里有个小卖部，老板是个外地人，性格懦弱。范维便经常带着手下的人去小卖部“光顾”，拿起东西就吃、就喝，从不给钱。老板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默默忍受。有时候，范维还会故意找茬，说小卖部的东西是假货，要么要求老板赔钱，要么就把小卖部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。老板没办法，只能时不时给范维塞点钱或东西，让他别再来捣乱。

在学习上，范维更是一塌糊涂。上课他要么睡觉，要么和同桌聊天，作业全靠照抄，考试时则花样百出地作弊。有一次期末考试，他提前买通了监考老师，让老师对他的作弊行为视而不见。结果，他的成绩竟然排在了班级中游。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知道，自己来职中，只是为了混一张毕业证，有了这张毕业证，父亲就能帮他找份工作。

职中三年，范维除了长了几斤肉、高了几厘米，唯一的收获便是那张轻飘飘的职业高中毕业证。他在学校里声名狼藉，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交往，可他毫不在意，只要能捞到好处，能整到人，他就觉得满足。他的阴鸷本性，在这三年里愈发根深蒂固，那张白皙的脸庞，因为长期的算计和伪装，显得更加虚伪。他习惯了用笑容掩盖内心的恶毒，用舌头舔舐下嘴唇的动作，也成了他每次算计得逞后的标志性动作。

一九八八年夏天，范维从农业职业中学毕业。拿着毕业证，他没有丝毫留恋地离开了学校。他回到小巫河，找到了父亲范老实，要求父亲给他找份正式工作。范老实看着儿子那张依旧白皙却透着几分油滑的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一辈子老实本分，从未求人办过什么大事，可儿子的要求，他又无法拒绝。于是，范老实又开始四处奔走，托关系、找门路，想要给儿子谋一份安稳的工作。而范维，则在家中翘首以盼，他坚信，凭着父亲的关系，再加上自己的“本事”，一定能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。他舔了舔下嘴唇，眼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源源不断的好处在向他招手。

第三章 跻身体制 暗结网络

范老实为了给儿子找工作，几乎耗尽了半生积蓄，托遍了所有能联系到的亲友。这时恰逢乡镇机构改革，部分公社改为乡，需要补充一批临时工作人员。范老实通过早年认识的一位老领导，又送了不少烟酒礼品，才勉强将范维安排到大巫河最边远的草房乡广播站，做了一名临时通讯员，主要负责抄写广播稿、维护广播线路设备，算是子承父业。

这份工作虽然只是临时性质，工资不高，却让范维跻身了“体制边缘”。他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却并非感恩父亲的付出，而是看到了其中的“门道”——广播站虽小，却是乡镇的宣传喉舌，能接触到乡党委、政府的各级领导，也能知晓各类政策信息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“资源”。

初到广播站，范维收敛了几分往日的嚣张，装作一副勤勤恳恳、虚心好学的模样。他每天早早到岗，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给领导端茶倒水，嘴甜得发齁。见到谁都笑脸相迎，白皙的脸庞上挂着恰到好处的谦卑，舌头时不时舔一下下嘴唇，那副假惺惺的和蔼模样，让不少人都对他产生了好感，觉得“范老实的儿子虽然以前调皮，现在倒是懂事了”。

可背地里，范维的阴狠本性丝毫未改。广播站里有另一位临时通讯员，名叫孙建军，比范维早来半年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深得领导信任。范维见孙建军处处比自己强，便心生嫉妒，想要把他挤走。他利用自己负责抄写广播稿的便利，故意在孙建军的稿件中修改几个字，让意思变得面目全非，然后偷偷交给领导。有一次，孙建军写了一篇关于乡内农田水利建设的报道，范维在文中把“超额完成任务”改成了“未完成任务”，导致领导误以为孙建军工作失误，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。孙建军百口莫辩，只能吃了个哑巴亏。

范维还擅长利用广播资源为自己谋利。当时农村信息闭塞，广播是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。范维便私下里和一些村民达成“交易”，只要对方给他送点土特产或是塞点钱，他就会在广播里反复播报对方的需求，比如谁家丢了东西、谁家要招工、谁家有农产品要出售。有一次，一个村民想要出售一批生猪，给范维送了两斤腊肉，范维便在广播里连续播报了三天，帮对方找到了买家。而对于那些不“上道”的村民，无论他们有什么急事，范维都置之不理，甚至故意拖延。

除了在广播站内部搞小动作，范维最看重的，便是结交领导。他通过观察，很快摸清了乡领导的喜好。乡党委书记喜欢喝茶，他便托父亲从紫阳县、平利县买来上好的茶叶，趁没人的时候送到书记办公室；乡长喜欢抽烟，他便省吃俭用，买了高档香烟，装作“偶遇”的样子，递到乡长手里。他还特别会说话，总能在恰当的时候说出领导爱听的话，把领导哄得开开心心。

有一次，乡里组织干部下村调研，范维主动要求随行。调研途中，领导口渴了，他第一时间递上水；领导累了，他赶紧搬来凳子；领导要上厕所，他赶紧拿出卫生纸；村民咨询政策，他抢在其他干部前面，用自己半懂不懂的知识胡乱解答，装作对政策了如指掌的样子。晚上住在村里，他还主动给领导端洗脚水，帮领导整理床铺，那份“贴心”，让领导对他印象深刻。

范维的这些“努力”，渐渐有了回报。乡领导觉得他“机灵懂事”、“会来事”，对他越来越信任。一九八九年，乡镇机构精简，有一批临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考核转为乡镇合同制干部，范维凭借着领导的推荐，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为了草房乡政府的合同制干部，虽然依旧在广播站工作，身份却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转正之后，范维的野心更大了。他不再满足于广播站的“小打小闹”，想要调到更有权力、更能捞好处的部门。他知道，仅凭自己的能力，根本不可能实现，必须依靠更硬的后台。于是，他把目光投向了县里的领导。通过父亲早年的关系，范维认识了县里一位分管农业的副局长。他便开始有针对性地“攻关”，经常利用下乡的机会，给副局长送一些当地的土特产，比如木耳、香菇、腊肉等。逢年过节，他更是少不了登门拜访，送的礼品也越来越贵重。他嘴甜会来事，总能把副局长哄得高兴，副局长也渐渐把他当成了“自己人”。

一九九二年，县里有个扶贫项目要在草房乡实施，需要抽调一名干部负责具体工作。这个项目不仅有专项资金，还容易出成绩，是个“肥差”。范维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找到了那位副局长，软磨硬泡，希望能得到这个机会。副局长经不起他的纠缠，再加上觉得他“机灵”，便给乡领导打了招呼，把这个项目交给了范维。

负责扶贫项目后，范维如鱼得水。他表面上忙前忙后，组织村民修路、建水窖、发展特色种植，一副为民办实事的模样。可背地里，他却在专项资金上动起了歪脑筋。他通过虚报工程量、伪造采购单据等方式，套取了大量扶贫资金。比如，修路实际花费了十万元，他却上报了十五万元；采购树苗实际花了三万元，他却上报了五万元。套取的资金，一部分用来贿赂领导，一部分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

他还利用项目之便，为自己谋取私利。村里要建水窖，他指定必须从某家建材店购买材料，而这家建材店的老板，给了他不少回扣；村里发展特色种植，他要求村民必须购买他推荐的种子和化肥，而这些种子和化肥的价格，比市场价高出不少，其中的差价，自然也进了他的口袋。有村民对此表示不满，范维便暗中使坏，要么不给这些村民发放扶贫补贴，要么在项目验收时故意刁难，让他们得不偿失。

在负责扶贫项目的过程中，范维还不忘拉帮结派，培养自己的势力。他把一些和自己关系好、愿意听他指挥的人，安排到项目的关键岗位上，给他们好处，让他们为自己所用。同时，他也没忘了打击异己，对于那些不服从他、敢于揭发他问题的人，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，找各种理由进行打压，要么给他们穿小鞋，要么散布谣言败坏他们的名声。

短短几年时间，范维凭借着自己的阴险狡诈和投机专营，不仅捞取了大量钱财，还在官场上站稳了脚跟，结交了不少“朋友”。他的职位也不断提升，从广播站的合同制干部，调到了乡党政办副主任，后来又升任主任。他那张白皙的脸庞，依旧挂着假惺惺的笑容，舌头舔下嘴唇的习惯也没变，可那双眼睛里的贪婪和阴鸷，却愈发明显。他深知，在官场上，只有权力和金钱才是最重要的，为了得到这些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。

而他的父亲范老实，看着儿子的变化，心里充满了担忧。他多次劝说范维，让他踏踏实实做事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可范维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觉得父亲老糊涂了，不懂变通。范老实无奈，只能叹息落泪，他没想到，自己一辈子老实本分，竟然养出了这样一个儿子。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儿子不要走得太远，不要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。可他不知道，范维早已在贪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再也无法回头。

第四章 主政一方 贪腐无度

一九九六年，大巫河的草房乡、红庙乡并入土门镇，行政区划调整带来了人事变动的契机。范维凭借着多年来编织的关系网、积累的“政绩”（实则多为虚报浮夸）以及对上级领导的精准“供奉”，顺利升任土门镇政府副镇长，分管乡村建设、产业发展、扶贫搬迁等核心工作。这一职位的跃升，让他手中的权力实现了质的飞跃，也让他压抑多年的贪婪彻底挣脱了束缚，变得愈发肆无忌惮。

这时的土门镇，恰逢国家推进边远小城镇建设的政策东风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、土地征用、移民搬迁等事务接踵而至，每一项都暗藏着巨额利益。范维深知这是“捞钱”的黄金时期，上任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向了这些领域。他首先对镇基础设施建设办、乡村振兴办等部门进行了“大换血”，将自己的亲信和依附者悉数安插进去，形成了一个“事事有亲信把关、处处能捞取好处”的利益闭环，但凡涉及项目审批、资金拨付、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，皆由心腹之人把持，外人根本插不上手，更无从知晓其中猫腻。

县乡主干道扩建工程是土门镇当年的重点项目，预算高达两千万元。消息一出，各路建筑商纷纷趋之若鹜，托关系、送厚礼想要拿下这个项目。范维表面上主持公开招标，特意邀请县相关部门人员到场监督，摆出一副公平公正的架势，暗地里却早已通过中间人牵线，与一家没有施工资质、但愿意支付高额回扣的外地建筑公司达成协议，承诺将项目交由其承建。为了让这家公司“合法”中标，他指使手下连夜修改招标条件，设置诸多针对性极强的苛刻门槛，比如限定必须具备本地三年以上施工经历（实则该公司早已找本地企业挂靠）、要求提供远超常规的履约保证金等，硬生生将其他几家有实力、守规矩的正规公司一一排除在外。开标当天，这家公司果然“顺利”中标，而范维则在开标后第三天，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收下了建筑公司老板亲自送来的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卡，老板临走时，他还假模假样地叮嘱“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”，转身便将银行卡塞进了抽屉深处，舌头习惯性地舔了舔下嘴唇，眼里满是得意。

工程施工期间，范维更是将“偷工减料”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与建筑公司老板私下会面数次，共同商议如何在工程上“省成本、增收益”，最终敲定擅自更改施工图纸：将主干道原定的C30水泥标号降低为C20，路面厚度从二十厘米缩减至十五厘米，原本设计的七米双向车道被改成了四米五单向车道，集镇内规划的彩色人行道地砖，也换成了最便宜的劣质灰色地砖，就连道路两侧的排水管网，都用薄壁塑料管替代了原定的钢筋混凝土管。有在镇建设办工作多年的老技术员看出了问题，私下找到范维，忧心忡忡地提醒他这样偷工减料会留下严重安全隐患，汛期可能出现路面塌陷、排水不畅等问题，甚至会危及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。范维却拍着桌子怒斥老技术员多管闲事：“我是领导还是你是领导？工程怎么建我说了算！按我说的做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”老技术员被怼得哑口无言，看着范维那张不容置喙的脸，只能无奈摇头，暗自叹息，此后再也没人敢提及工程质量的问题，眼睁睁看着一条“豆腐渣”工程在镇中心慢慢成型。

工程竣工后，范维又故技重施，指使手下亲信虚报工程量，将实际花费不足一千五百万元的工程，硬生生上报为两千二百万元，凭空多套取了七百万元公款。这笔钱中，他拿出两百万元分别送给了县、镇两级相关领导“表示感谢”，稳固自己的关系网，剩下的五百万元则悉数流入了自己的腰包，一部分用来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商品房，一部分存入了以妻子名义开设的私人账户，还有一部分则被他用来购买高档烟酒，供日常挥霍和人情往来。

在土地管理上，范维更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一本万利的“摇钱树”，肆意摆弄，中饱私囊。当时随着小城镇建设推进，有不少外地商人看中了土门镇的区位优势，想来投资办厂，需要征用农村集体土地。范维便利用职务之便，一边对着被征地农民狠压补偿标准，一边对着投资商狮子大开口索要好处，两头通吃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按照当时县里出台的征地补偿标准，集镇周边耕地每亩补偿款不低于三万元，范维却让手下工作人员对外宣称土地等级较低，将补偿标准压到每亩一万五千元，甚至对偏远地块只给一万二千元一亩，全然不顾农民的合理诉求。有村民觉得补偿太低，联合起来到镇政府上访，要求提高补偿标准，范维不仅不耐心接待、妥善解决，反而指使镇派出所民警以“扰乱公务秩序”为由，将带头上访的两名村民拘留了五天。村民们见状，心生畏惧，再加上不懂相关政策法规，只能被迫签字领钱，含泪让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。

对待前来投资的投资商，范维则换了另一副嘴脸，表面热情接待，暗地里却步步设卡，索要高额“土地协调费”，美其名曰“帮助协调村民关系、加快审批进度”，否则便以各种理由拖延土地审批手续，让投资商迟迟无法开工建设。有一位浙江商人想来镇上办一家农产品加工厂，看中了镇郊一块十亩的荒地，原本按流程提交材料后不久便可获批，范维却故意拖着不办，几次约谈商人，暗示其“不懂规矩”。商人无奈，只能托人打听其中门道，最终东拼西凑了二十万元现金，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送到范维家中，范维收下钱后，第二天便让工作人员加急办理了相关手续，商人这才顺利拿到了土地使用权。仅这一笔交易，范维就从农民补偿款中克扣了近二十万元，再加上索要的二十万元“协调费”，足足获利四十万元。

招商引资本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、带动群众增收的好事，在范维手里却彻底变成了敛财的工具，无论大小事务，他都要从中捞取好处。外来投资商办厂需要办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等手续，他会暗示对方缴纳“赞助费”；企业投产后面临安全生产检查，他会安排手下人员故意挑刺，直到对方送来“保护费”才肯罢休；就连镇里为扶持企业发展发放的专项补贴，他也要从中截留一部分，美其名曰“管理费”。有一位本地企业家，在镇上经营一家小型农产品加工厂多年，想要扩大生产规模，需要办理厂房扩建审批手续，提交材料后迟迟没有回音，多次到镇政府询问，都被范维的手下以“正在研究”为由打发。后来企业家托人打听，得知需要给范维送礼，便咬牙买了一块价值十万元的名表送到范维手中，范维收下名表的当天下午，就在审批表上签了字，原本拖沓许久的手续，短短几天便全部办齐。
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范维还与一些不法商人相互勾结，纵容他们在镇域范围内从事非法采矿、污染环境等违法活动，只要对方按时给他缴纳“分红”，他便对这些违法行为视而不见，甚至在上级部门检查时帮忙打掩护。土门镇周边的几座小山蕴藏着少量石灰石资源，有商人想要开采牟利，却因没有采矿许可证无法开工，便找到范维，承诺每月给他五万元“分红”，范维欣然应允，不仅帮其疏通关系，默许其非法采矿，还在上级部门检查时，谎称是“临时地质勘探”，帮其蒙混过关。这些非法采矿点没有任何环保和安全措施，开采过程中随意砍伐树木、破坏植被，产生的废渣废料直接堆积在山坡上，每逢雨季，便会引发山体滑坡，几次将山脚下村民的农田冲毁，甚至有农户的房屋被落石砸坏。村民们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情况，要求关停非法采矿点，赔偿损失，范维却总是以“正在调查核实”“需要协调各方利益”为由搪塞推诿，暗地里依旧收受非法矿主的贿赂，对村民的诉求置之不理，任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，群众利益受到损害。

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，范维的生活也变得极度奢侈糜烂，与他“农民的儿子”身份格格不入，也早已背离了党员干部的廉洁操守。他用贪污来的钱财，在县城购置了一套一百八十平米的豪华商品房，装修得富丽堂皇，各种高档家具、电器一应俱全；后来又在西安买了一套商品房，作为儿子将来的婚房。他还斥资几十万元买了一辆高档轿车，每天开着上下班，出入各种高档场所，原本朴素的穿着打扮也变得愈发讲究，从头到脚都是名牌服饰，手腕上戴着价值十几万元的名牌手表，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项链，俨然一副暴发户的模样。他还经常出入县城和市区的高档酒店、娱乐场所，与一些商人老板、闲散人员花天酒地，一顿饭的花费动辄几千元，甚至上万元，酒水非名牌不喝，菜肴非名贵不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沉迷赌博，经常召集镇里的亲信下属、辖区内的商人老板聚在一起打牌赌博，赌注极大，动辄百元起步，一场牌局下来，输赢数额少则几千元，多则上万元，赢了钱便肆意挥霍，输了钱就变本加厉地从公务中捞取，陷入了“赌博输钱—贪污敛财—再赌博”的恶性循环。

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堵住悠悠众口，范维在官场上更是奉行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准则，对顺从自己、依附自己的人，便给予好处，提拔重用；对敢于反对自己、揭露自己问题的人，则不择手段地打压报复。镇里有一位分管纪检工作的副书记，为人正直，看不惯范维的贪腐行为和霸道作风，曾多次在镇党委会上对他的做法提出异议，提醒他要注意廉洁自律，规范权力运行。范维对此怀恨在心，便开始想方设法报复这位副书记。他先是指使手下亲信收集这位副书记的“黑材料”，在找不到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，便故意捏造虚假信息，编造其收受过商人礼品、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谣言；随后又多次跑到县里，在分管乡镇工作的领导面前添油加醋地告状，污蔑这位副书记“不团结同志”“思想保守、阻碍镇里发展”“工作能力不足”。在范维的恶意中伤和反复谗言下，县里领导对这位副书记产生了误解，不久后便将其调到了东区一个偏远的乡镇担任闲职，远离了核心工作岗位，这位副书记心灰意冷，此后便渐渐消沉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锐气。

其他镇干部见状，深知范维手段阴狠，且背后有关系网支撑，再也没人敢反对他，纷纷选择明哲保身，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的甚至主动依附于他，对他言听计从，成为了他的“爪牙”，帮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务，共同分赃牟利。一时间，土门镇的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，正气不彰，歪风盛行，群众对此怨声载道，却因范维手握权力而敢怒不敢言。

范维的父亲范老实，此时已经从公社宣传文化站退休在家，回到范家洼养老。他看着儿子住豪宅、开豪车，穿着名牌服饰，整日出入高档场所，沉迷赌博和享乐，挥霍无度，心里焦急万分，多次专程赶到镇上或县城，找到范维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收敛一点，不要贪得无厌，要踏踏实实做人、清清白白为官，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，更不要毁了自己的一生。可范维早已被金钱和权力冲昏了头脑，根本听不进去父亲的劝告，每次都不耐烦地打断父亲的话：“爹，你懂什么？现在社会就是这样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！我这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让你和我妈过上好日子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”范老实看着儿子油光满面、得意忘形的样子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娃啊，你这是在往火坑里跳啊！咱家虽然穷，但一辈子清清白白，从没让人戳过脊梁骨，你这样贪下去，迟早会出事的！”无论范老实如何劝说，范维始终不为所动，反而觉得父亲思想陈旧、跟不上时代，后来甚至故意躲避父亲，不愿再听他唠叨。范老实无奈之下，只能终日在家以泪洗面，默默祈祷儿子能早日回头，可他心里也清楚，儿子已经走得太远，恐怕再也回不来了。

第五章 权欲升级 作伪逐利

范维在土门镇副镇长任上深耕数载，贪腐之事虽已昭然于当地群众心中，却凭借多年编织的关系网络与刻意营造的虚假政绩，竟得以进一步晋升，先留任副镇长执掌更核心的分管事务，后又转任镇党委副书记，专司分管机关事务与脱贫攻坚相关统筹工作。彼时恰逢全国脱贫攻坚工作全面推进，各项政策红利不断向基层倾斜，各类项目资金持续下沉，范维非但未因职位提升而收敛贪念、恪尽职守，反倒将此视作敛财晋职的绝佳契机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当作谋取私利、粉饰政绩的工具，在贪腐的歧途上愈发肆无忌惮，行事手段更显隐蔽狡诈，作伪邀功之态令人不齿，其内心的贪婪与虚伪，较之前更甚一筹。

分管机关工作伊始，范维便迅速将目光锁定在各类办公采购与日常招待这两大“稳赚不赔”的领域，视其为源源不断的“摇钱路”，处心积虑从中渔利。他以“规范管理、统一保障、降低成本”为由，在镇党委会上力排众议，强行包揽了全镇所有行政村及镇机关各部门的全部办公采购事宜，小到笔墨纸张、打印耗材、订书钉、文件夹，大到办公家具、电脑电器、会议设备，无一不亲自过问、一手操办，美其名曰“集中采购可降低单价、保障质量”，实则为自己与供货商串通牟利铺路搭桥，彻底垄断了基层办公物资的供应渠道。

采购流程启动前，范维早已私下与相熟的几名供货商达成隐秘协议，商定好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采购单价，明确供货商需按成交金额的三成至五成比例给其返还回扣，具体比例依采购物品的利润空间灵活调整。协议既定，所有采购便按其预设的轨迹推进：镇机关需批量购置一批办公电脑，当时市场上配置相当的电脑单价约为三千五百元，他却指定从某合作供货商处采购，签订的合同单价定为五千元，仅十余台电脑便从中赚取回扣近两万元；各村日常所需的打印纸，市场价每件（五包）一百二十元，他强行要求各村按每件两百元的价格从镇里统一领取，差价部分除去给镇党政办经手人员少量好处费封口外，其余尽数流入自己腰包；就连镇机关各科室更换的普通办公座椅，他都要从中克扣一笔，将市场价两百元一把的座椅虚报为三百五十元，一批数十把座椅下来，又能私吞数千元。有村干部察觉采购价格过高，远超自己了解的市场价，私下向范维提出异议，认为此举无端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负担，影响基层办公运转，范维却以“统一采购的物品质量更优、售后更有保障，且由镇里统一结算可缓解村级资金压力”为由搪塞敷衍，言语间暗含威胁之意，暗示若不服从安排，后续村级相关项目资金拨付、工作考核评定等事宜恐受影响。村干部们深知其手段阴狠，迫于压力只能敢怒不敢言，被动接受这不合理的采购安排，诸多村集体经费因此被无端克扣，有时就连简单的打印文件都要反复斟酌，生怕耗材用尽后无力承担高额的补充采购费用，基层办公运转无形中受到诸多掣肘。

机关日常招待亦是范维敛财的另一重要途径，他牢牢把控着镇机关招待的食材采购、场所选定与费用结算全流程，与镇机关定点招待饭店及长期合作的食材供应商相互勾结，大做手脚，将公账当作私人提款机。每次有招待任务前，他都会提前告知合作饭店负责人，让其在实际消费基础上虚增菜品数量、抬高菜品单价，用餐结束后按虚增后的金额开具发票，多余部分扣除少量饭店收益后，其余均返还给范维；食材采购时，则让供应商在票据上多列采购品种、提高单品单价，实际交付的食材却以次充好、分量不足，比如将普通猪肉当作土猪肉计价，将小规格蔬菜按大规格称重，其中的差价便落入范维囊中。镇机关每月正常招待费用本应控制在万元左右，经他这般操作后，每月报销金额竟高达两三万元，有时甚至突破三万元，多出的款项除少量给镇党政办负责招待对接的人员分润封口外，其余尽数被他侵吞。有一次县领导带队下乡调研乡村振兴工作，在镇里用餐实际花费不足三千元，他却让饭店开具八千元的发票，仅凭这一次招待便私吞回扣近三千元。更有甚者，他时常以“接待上级部门检查、协调跨部门工作”为由，凭空捏造招待事项，让饭店开具虚假招待发票，拿着这些假发票到镇财政报销，套取公款据为己有，将机关招待的公账彻底变成了自己的“私人金库”，肆意支取挥霍。

手握实权却无心履职，范维每日将大量心思耗费在打牌赌博上，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早已将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抛诸脑后。他常以“联络感情、协调工作关系”为幌子，频繁召集镇内亲信下属、辖区内商人老板及一些闲散人员聚在一起赌博，牌局多设在他的私人住所或镇外隐蔽的农家乐内，有时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开牌局，全然不顾办公场所的严肃性与规范性。牌局赌注极大，动辄百元起步，单局输赢数额少则几千元，多则上万元，一场牌局下来，输赢可达数万元。他常常因沉迷牌局而耽误正常工作，下属前来汇报工作需在办公室外等候许久，待其牌局结束后方能请示；上级部门安排的紧急任务，也常因他心思不在工作上而拖延滞后，多次被上级领导约谈提醒，却依旧我行我素。赌瘾上来时，他更是不分昼夜，深夜在私人住所组织牌局，喧闹声彻夜不休，周边邻居不堪其扰，却因知晓其身份职位而不敢出面劝阻。赌博不仅耗费他大量时间与精力，更让他的贪欲愈发膨胀，输了钱便想着通过贪腐手段填补亏空，赢了钱便肆意挥霍享受，愈发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对公职责任全然漠视，完全丧失了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基本操守与底线。

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后，各地纷纷结合本地实际探索特色产业帮扶路径，力求带动群众稳定增收、实现脱贫目标，范维却将产业发展当作作伪邀功的表演舞台，精心策划了一场“稻田养鱼”的虚假闹剧，只为骗取上级部门的认可与赞许，为自己的晋升积累“资本”。他经过一番挑选，在大巫河流域选定三个交通便利、便于上级领导视察的村庄，圈定数十亩连片稻田作为所谓的“特色产业示范点”，对外大肆宣称镇里大力发展稻田养鱼产业，采用“稻渔共生”模式助力群众增收脱贫，还专门制作了宣传展板、撰写了汇报材料，将前景描绘得十分美好。可实际上，这些被圈定的稻田里从未投放过鱼苗，不过是当地村民正常耕种的普通稻田，所谓的“稻田养鱼”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与纸面的虚假概念。

为制造“产业成功”的假象，范维可谓费尽心思。得知县政府拟在全县范围内组织脱贫攻坚特色产业现场经验交流会，且计划将土门镇的“稻田养鱼”示范点作为观摩点之一后，他立刻召集亲信下属秘密部署，安排镇农技站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数百公里外的湖北十堰，花费重金从当地大型水产市场采购了一批一两斤重的成鱼，雇佣大型货车连夜将成鱼运回镇里，在交流会召开前一天深夜，组织人员悄悄将成鱼放入圈定的稻田中，还特意安排人在田埂边巡查，防止鱼儿逃脱，营造出“鱼肥稻壮”的丰收景象。交流会当天，范维身着正装，精神抖擞地站在田埂上，面对前来观摩的各级领导侃侃而谈，吹嘘自己如何深入调研、精准施策，带领群众探索出适合本地的产业发展路径，编造出虚假的鱼苗投放数量、成鱼产量及群众增收效益数据，言辞恳切，神态“真诚”，引得不明真相的领导频频点头赞许。他还特意提前邀请县电视台记者到场拍摄报道，镜头下的稻田里鱼儿穿梭游动，稻穗低垂，他满面春风地接受记者采访，将这虚假的“产业成果”大肆宣扬，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扩大影响，进一步骗取组织的信任与认可。

待交流会结束、各级领导与记者离开后，这些用于“表演”的成鱼便被范维安排亲信打捞上岸，一部分被他低价转卖给镇上的饭店，从中赚取差价牟利，另一部分则分予参与此次造假的亲信下属享用，留下的稻田依旧是村民们耕种的普通稻田，所谓的产业帮扶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、欺上瞒下的骗局，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任何实际收益，反而耗费了镇里不少人力物力财力，当地群众看在眼里、怨在心里，却因惧怕范维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。

除了精心策划稻田养鱼的虚假产业，范维还负责联村抓点，推进生猪养殖与中药材种植两大脱贫产业，可他依旧是只做表面文章，虚报浮夸成风，从未真正想过带动群众增收。他选定的养殖点与种植基地，仅在村口路边等显眼位置搭建简易棚舍、栽种少量作物，做足“门面功夫”，内里却毫无实质规模，既无完善的养殖技术支撑，也无规范的种植管理措施，更未组织带动群众参与其中，所谓的基地不过是徒有其表的“空架子”。为应付上级部门的定期检查、骗取各类政策扶持资金，范维授意下属工作人员编造虚假的产业发展台账，肆意虚报养殖数量、种植面积与产值效益，将养殖点仅有的几头生猪虚报为上百头，将几分用于试验的零星地块虚报为数十亩规模化种植基地，凭空捏造群众参与人数及增收数据，甚至安排人员模仿村民笔迹签字确认，伪造产业带动农户受益的证明材料，将虚假痕迹做得“天衣无缝”。

每当有上级部门前来检查时，范维都会提前精心布置检查路线，安排专人引导检查人员查看预设的“示范点门面”，刻意避开内里荒芜的真实景象，再拿出造假的台账资料、证明材料供检查人员查阅，辅以事先安排好的“群众代表”按统一口径回答询问，几番操作下来，总能顺利蒙混过关，还时常获得上级部门的“肯定”。靠着这些虚假的“产业政绩”，范维竟成功骗取了组织的信任，在干部职级并行调整中得以晋升为四级调研员，享受相应的职级待遇，拿着优厚的薪资福利，却从未为当地群众办过一件实事、解决一个难题，反倒靠着作伪逐利步步高升，将公权异化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，全然丧失了为官的初心与底线。

各类产业建设示范点本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、引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标杆，在范维手中却彻底沦为骗取项目补助资金的工具，他对项目资金的觊觎，较之前更为贪婪。他精心挑选区位优越、交通便利、易出“形象”的地块设立产业示范点，并非为了真正发展产业、带动增收，而是瞄准了各类产业项目对应的补助资金。从项目申报阶段开始，他便亲自牵头，组织亲信下属编造虚假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实施方案与预算报表，刻意夸大项目建设规模、预期效益与带动能力，虚报建设成本，以此套取更高额度的项目补助资金。待项目获批、补助资金拨付到位后，他仅投入少量资金用于表面建设，搭建简易设施、购置少量物资应付检查，大部分补助资金则通过虚列工程支出、伪造合同票据、虚报劳务费用等方式套取出来，与参与造假的亲信下属、关联商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私分，中饱私囊。

有一次，范维牵头申报中药材种植示范点项目，通过编造虚假材料成功获批补助资金五十万元。资金到账后，他仅拿出不足十万元用于租赁少量土地、购置少量种苗与简易农具，在路边搭建了几间临时棚屋，便对外宣称项目已顺利推进。其余四十余万元补助资金，则通过伪造土地流转合同（虚增流转面积与单价）、虚报种苗采购费用（虚构采购数量）、虚列人工支出（编造务工人员名单与工时）等一系列手段套取出来，与镇党政办两名亲信按四三三的比例私分，他自己分得近二十万元，另外两名亲信各分得十余万元。凭借这种弄虚作假、套取私分的手段，范维在分管脱贫攻坚产业工作期间，多次骗取各类项目补助资金，累计数额巨大，将国家的惠民资金视作囊中之物，肆意侵占瓜分，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与群众的切身权益，其贪婪狡诈的本性暴露无遗。

在此期间，范维的生活愈发奢侈腐化，敛来的巨额钱财大多被他用于挥霍享乐，他不仅在原有房产基础上又添置了一处带花园的别墅，还更换了更高档的轿车，平日里购置名贵饰品、高档衣物从不吝啬，出入高端酒店、娱乐会所更是家常便饭，时常与商人老板们觥筹交错、寻欢作乐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早已将党纪国法与党员干部的身份职责抛诸脑后。他的所作所为，不仅严重破坏了土门镇的政治生态，扰乱了基层工作秩序，更让脱贫攻坚的政策红利大打折扣，阻碍了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扎实推进，群众对此怨声载道，举报他的声音从未间断，只是彼时他仍有关系网络庇护，这些举报并未立刻引发重视，可他的每一笔贪腐行径、每一次弄虚作假，都已被群众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为日后的东窗事发埋下了深深的伏笔，只是沉浸在权力与金钱编织的迷梦中的范维，对此毫无察觉，依旧我行我素，在贪腐的深渊里不断沉沦。

也正是在范维担任镇党委副书记、愈发肆无忌惮地作伪敛财之际，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基层“微腐败”的查处力度持续加大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。土门镇群众压抑许久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越来越多的村民、曾被他欺压的商人以及看不惯其行径的干部，纷纷整理相关线索，通过书信、来访等多种方式，向县纪委、市纪委实名举报范维的贪腐行为，举报信中详细列举了他在担任副镇长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贪腐、土地征用克扣、招商索贿等行径，以及担任副书记后在办公采购、招待费套取、产业项目造假套取资金等一系列违纪违法事实，证据详实，条理清晰。

这些举报线索很快引起了市纪委的高度重视，考虑到范维涉案时间长、涉及领域广，且可能存在背后利益链条，市纪委当即决定成立专项专案组，抽调精干力量对范维的相关问题展开秘密调查。专案组工作人员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，悄悄进驻土门镇周边区域，通过走访当地群众、调取镇政府相关财务账目、核查项目审批档案、调取银行流水等多种方式，逐步固定证据，一步步揭开范维贪腐的真面目。

第六章 东窗事发 穷途末路

专案组的秘密调查在悄无声息中有序推进，而沉浸在权力与金钱幻梦中的范维，起初对此毫无察觉，依旧我行我素地忙于敛财享乐，直到有亲信悄悄告知他可能被纪检部门调查的消息后，他才猛然惊醒，内心慌乱不已，却仍心存侥幸，认为自己多年经营的关系网络稳固，上面有人“罩着”，只要及时转移赃款、销毁证据，便能蒙混过关，躲过一劫。

为掩盖自己的罪行，范维立刻行动起来，连夜召集参与过自己贪腐行径的亲信下属，威逼利诱让他们统一口径，无论遇到何种询问，都要严守“秘密”，不得泄露半点与他相关的违纪违法事实，否则便要“同归于尽”。随后，他又指挥亲信们分头行动，销毁了大量与贪腐相关的账目、合同、票据等证据材料，将涉及虚报工程量、虚假采购的相关文件付之一炬，试图彻底抹去痕迹。在转移赃款方面，他更是费尽心思，将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内的大额存款分批转移到妻子、子女及远房亲戚的账户中，甚至将一部分现金分装在多个包裹里，偷偷藏匿在乡下老家废弃的地窖中以及远房亲戚的住所内，还将用赃款购置的名贵手表、金饰等物品交给妻子妥善保管，试图制造自己“收入合法、财产清白”的假象。

与此同时，范维四处奔走，频繁联系以前贿赂过的上级领导，带着贵重礼品登门拜访，或是深夜打电话求助，恳请他们出面帮忙说情、干预调查，想要依靠这些“靠山”摆脱困境。可此时的反腐败形势已然严峻，各级领导干部都对违纪违法问题避之不及，谁也不敢再冒着风险包庇他，那些曾经收受他贿赂的领导，要么避而不见，要么在电话里敷衍几句便匆匆挂断，有的甚至为了撇清关系，主动向纪检部门交代了收受范维贿赂的相关事实，这让范维的希望一次次落空，内心的恐慌愈发强烈。

专案组的调查工作并未受到任何阻碍，工作人员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与专业的侦查能力，通过走访大量群众获取了诸多一手证言，调取核查镇政府历年财务账目、项目审批资料、银行流水等，逐步掌握了范维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、弄虚作假的大量铁证，清晰还原了他从担任副镇长到副书记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的完整轨迹。随着证据链的不断完善，专案组认为对范维采取留置措施的时机已然成熟，经上级批准后，于二〇一六年年初正式对范维采取留置措施。

当纪检工作人员来到范维的办公室，向他出示留置通知书时，范维那张平日里总是挂着假笑的白皙脸庞，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，往日的嚣张气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眼里满是恐惧与绝望。他愣在原地许久，才缓缓接过留置通知书，双手止不住地发抖，此刻他终于明白，自己精心编织的权力与金钱美梦彻底破碎，那些所谓的关系网络根本无法挽救他，等待他的，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。

被留置后的范维，被关押在市纪委的留置点。这里没有豪华的房间，没有山珍海味，只有简单的床铺和一日三餐清淡的粗茶淡饭，纪律严明，全程有人看管。巨大的环境落差和沉重的心理压力，让范维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，整个人迅速憔悴下来。起初，他还抱有最后的幻想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，要么沉默不语，要么胡搅蛮缠、避重就轻，试图以拖延时间的方式等待转机，甚至还编造虚假说辞，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，妄图蒙混过关。

可他不知道，他的那些亲信下属在专案组的政策感召与证据面前，早已纷纷交代了问题，将参与范维贪腐行径的细节一一供述，诸多证据都已指向他，他的负隅顽抗不过是徒劳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并未急于求成，而是耐心地向他宣讲党纪国法，解读宽严相济的政策，给他看群众的举报信、相关的证据材料，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负隅顽抗毫无意义，只有主动交代罪行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工作人员还告知他，他的父亲范老实因得知他被调查的消息，忧思过度一病不起，此刻正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，希望他能念及父子亲情，为家人着想，主动坦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
 
范维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后，内心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他想起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，起早贪黑操劳半生，为了给他谋出路四处奔走、耗尽积蓄，想起父亲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想起父亲失望又担忧的眼神，而自己却一次次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在贪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如今竟让年迈的父亲为自己忧心致病，巨大的悔恨与愧疚涌上心头，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趴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。哭过之后，范维终于放弃了抵抗，开始逐一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。
 
从职中时期的小偷小摸、搜刮同学财物，到草房乡广播站工作时的克扣勒索、巴结钻营，再到担任土门镇副镇长期间，利用基础设施建设、土地征用、招商引资等职权大肆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，以及升任镇党委副书记后，通过办公采购回扣、招待费套取、脱贫产业项目造假等方式侵占公款、骗取资金，每一笔罪行、每一个细节，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毫无隐瞒。据其供述，在担任领导干部的十余年间，他累计贪污受贿共计人民币三百余万元，另有位于县城、西安的多处房产、高档轿车、名贵手表等大量涉案财物，其中仅在分管机关事务与脱贫攻坚工作期间，通过各类不法手段侵占的公款便达两百余万元，其罪行之深重、涉案数额之巨大，令人震惊。
 
范维的全面供述，让案件取得重大突破。专案组根据他的交代，顺藤摸瓜，顺利追回了大部分赃款赃物，那些曾经包庇他、收受他贿赂的上级领导，以及参与其贪腐行径的亲信下属，也纷纷被立案调查，逐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土门镇被破坏多年的政治生态得以彻底净化，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 
二〇二二年下半年，范维的案件经全面侦查终结后，被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检察机关经过细致审查，以贪污罪、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对范维提起公诉。消息传回土门镇及范家洼，百姓们奔走相告，脸上满是欣慰，纷纷说“恶有恶报，范维终于要遭到报应了”。曾经被他克扣征地补偿款的村民，有的专程带着家人赶到县城，想要亲眼见证他被绳之以法的时刻；曾经被他排挤打压的干部，也终于卸下了心中的重担，感慨正义终究不会缺席。
 
而范维的父亲范老实，在得知儿子的累累罪行后，病情急剧恶化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整日沉默不语，望着天花板默默流泪，最终在范维被提起公诉的前几天，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痛心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范维在看守所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隔着铁窗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嘴里反复念叨着“爹，儿子对不起你”，可此时的忏悔，早已为时已晚，他不仅毁了自己的一生，更让父亲含恨而终，让这个原本清白的家庭蒙羞。
 
范维的妻子与儿子，在他被留置后，也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。妻子整日以泪洗面，精神恍惚，面对邻里亲友的指指点点，早已抬不起头；儿子因父亲的罪行，在单位里备受同事歧视与排挤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，最终不得不辞职回家，原本和睦安稳的家庭，彻底分崩离析。曾经靠贪腐所得购置的豪华住房被依法查封，高档轿车被没收，家中积蓄也被全部用于退赔赃款，一家人从曾经的“光鲜亮丽”跌入了生活的谷底，尝尽了世态炎凉。